大陆电影

 大陆电影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中国电影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10年，中国电影年产量高达500余部，全年总票房超过100亿人民币。

1.发展概述

早期

《定军山》剧照

中国电影事业发端于20世纪初。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字景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断，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13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时事短片。次年成立活动影戏部，此后拍摄了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和《红粉骷髅》。1922年，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完成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演技自然、亲切、朴素。与此同

时，出现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神州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民新影片公司等一批较具规模的影片公司。邵醉翁兄弟于1925年创办天一影片公司，首先取材于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在上海掀起拍摄古装片的热潮，还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

1925～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今北京）、天津等城市亦拍摄影片。1928年明星公司开拍《火烧红莲寺》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热潮。此后的4年间上海各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之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影片。1928年，民新、大中华百合等影片公司组合成联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恒娘》、《桃花泣血记》等片。1930年，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试制成功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晴》。到1935年，中国完成了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过渡。

左翼时期

（1931～1937）

193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的抗日战争爆发，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时代需要反映现实的影片。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聘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电影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当年生产了《狂流》、《都会的早晨》、《春蚕》、《姊妹花》、《民族生存》、《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等一批优秀影片，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针对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创作出《渔光曲》、《新女性》、《大路》、《神女》、《生之哀歌》、《逃亡》等有影响的片目，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电通影片公司，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优秀影片。这个时期还创作一批优秀电影歌曲，如影片《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随着影片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将全国人民爱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有《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迷途的羔羊》、《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影片。

 抗日战争时期

（1937～1945）

在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政治部三厅领导下，由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先后在武汉、重庆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还我故乡》、《警魂歌》等表现军民英勇抗战的影片，以及《民族万岁》等新闻纪录片。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1935年成立于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也拍摄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了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随着抗日战争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拍摄了抗战题材的影片。从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为止，上海被称为“

孤岛”时期。这一时期，1938年有新华、艺华、国华等私营电影公司拍摄影片。随着新华摄制的影片《木兰从军》上映后的卖座，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10几家影片公司，出品80多部影片，时装片有60部。万籁鸣、万古蟾(万氏兄弟)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

在日本占领区，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8月21日在长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后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1939年于上海成立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新华等几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1943年5月12日将以上电影机构合并，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影）。

中联和华影在4年中拍摄近130部故事片，有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春江遗恨》等影片，为迷惑中国观众，也拍摄了不少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在抗日根据地，1938年，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延安电影团袁牧之担任编导，吴印咸、徐肖冰、吴本立担任摄影，用仅有的两部摄影机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2年又完成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以及一些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还建立一个放映队，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前线一带放映电影。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于1942年购得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6年剪接完成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解放战争时期

（1945～1949）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传部和国防部分别接管了上海、北平、长春、南京等地的电影产业。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和爱国的电影工作者进入由中央电影摄影场改组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另一部分参加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对文华、国泰、大同等民营影片公司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使之拍出进步影片。这样，在1946～1949年间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松花江上》、《夜店》、《还乡日记》、《遥远的爱》、《幸福狂想曲》、《小城之春》等优秀影片。这一时期上海共有20多家小电影公司，拍摄了约40部影片，其中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在解放区，1946年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1947年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

1946年10月在晋察冀军区成立华北电影队。1946年长春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等人接管“满映”。1946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17辑大型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木偶片《皇帝梦》、科教片《预防鼠疫》、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动画片《瓮中捉鳖》、翻译片《普通一兵》。1949年4月，东影迁回长春，1955年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北平、上海解放后，在北平、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上海的国民党制片机构，分别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改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

新中国时期

（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50年代初期，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培养人才，上海、北京先后成立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哈尔滨、上海都建立了电影机械厂，以及八一电影机械厂和北京电影洗印厂等电影工业企业。新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第一部以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的影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时间，拍摄了《白毛女》、《钢铁战士》、《上饶集中营》、《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我这一辈子》、《腐蚀》等优秀故事片，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漫卷西风》等。但是，由于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1953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领导提出改进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

贯彻双百方针，纠正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使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1965年，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二个电影创作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杨门女将》等优秀影片，以及优秀美术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与此同时，电影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到1965年为止，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自给。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粉碎四人帮后，电影事业获得发展。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重申执行双百方针。

 1949~1976年——火红年代

       1950年代初，中国电影人有着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的使命，大部分影片都具有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教育意义。踏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电影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很多影艺人士受迫害身亡，例如：郑君里、蔡楚生、上官云珠。电影制作题材受到限制，仅剩下八套“样板戏”（包括京剧类型的《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海港》、《杜鹃山》，芭蕾舞类型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类型的《沙家浜》）。虽然当时的影片具有浓厚的政治味，但撇开火红革命式的象征意念来讲，依然是严谨的任务式高规格的艺术制作，因此受政治意念笼罩的文艺作品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艺术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1964年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的一场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史诗式彩色电影《东方红》登场，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以描绘中华民族近代史历程为内容；动用了超过3000人的庞大阵容，云集了当时中国文艺界的著名演员王昆、郭兰英、才旦卓玛、刘秉义、李光羲、邓玉华、柳石明、张越男等等，也诞生了别具特色的革命电影歌曲像《南泥湾》、《井冈山》、《游击队歌》、《情深谊长》等等传唱至今的优秀作品。

     到1973年，正规的电影创作得到恢复，长春电影制片厂首先开始改编和拍摄故事片《艳阳天》。随后又拍摄了《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洪图》、《创业》和《海霞》等一批优秀影片。此间拍摄的一批政治味电影受到政治势力的打击如1975年的《创业》受到四人帮的批评。文革后期拍摄的《春苗》、《反击》等，也被烙上反党的“走资派”印记。电影受政治党派利益斗争的严重影响，而文革以来对传统中华文化的颠覆直接反映在电影中，文革末期，饱受政治清洗的人们呼唤出伤痕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不断改编为电影，重新反思种种扭曲的人性，为电影重新注入了各种传统道德，这种文革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今天。

 1980~1995年——开放的风采

         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1980～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到了1980年代，随着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吴子牛、黄建新、李少红、胡玫等第五代导演的出现，1984年伴着《黄土地》中摄人心魄的大西北旋律，一种中国特殊民俗风情的选材风行了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使得中国的华语电影创作创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但由于某些题材反应了建国初期的政治动荡与政策失误，1993年由田壮壮导演、吕丽萍主演的《蓝风筝》，以及1994年由张艺谋所导演、巩俐、葛优主演的《活着》未能正常上演。由于内地相对严格的审批制度，不少有创作力的年轻导演开始走向地下独立作品的道路。中国的独立电影多以民生角度反映社会底层的生存状况以及描绘中国快速转型期各阶层领域的诉求，对比于政府自上而下任务式的宣传电影，更能得到不同民衆的共鸣和啓发。可是受到中国广播部门的某些尺度标准，以及某些审评人员的个人价值观和道德观，很多优秀的中国电影作品无法正常地展现在观衆的视野中。这些落后于社会发展的电影审查方式，大大限制电影制作的百花齐放，不过中国民衆已经不断呼唤新的电影空间。

     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第五代导演个人风格的浓烈及大胆的艺术追求成为1980年代中国电影的标志。1980年代开始，一批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进入了电影的拍摄工作，由于他们的电影具有与以前五代不同的风格，题材多涉及覆盖弱势群体所需的人文关怀和制度问题衍生的社会问题，由于作品大胆创新，起初多为地下作品，进不了正式的发行渠道，人们称之为地下导演，也有人称他们为第六代导演。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贾樟柯、路学长、王小帅、张杨、章明、李杨、姜文、王全安、张元等。进入21世纪，文化的逐步开放让这些电影人纷纷浮出水面，成为政府认可的导演。随着贾樟柯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王小帅凭借电影《青红》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评委会大奖。第六代导演渐渐进入中国电影的创作主流。

  1996~2000年——中国特色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的完成，中国的电影工业开始从宣传工具的角色转变成大众媒体，虽然传统政宣式的功能依旧，不过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充满商业气息的大片开始活跃，贺岁片、动作片、喜剧片、战争片等香港电影成功的商业概念开始进军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市场一片兴旺，九十年代末期，伴随着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大腕》，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电影诞生。

此后，中国电影工作者一直在探寻如何将传统政宣式电影、主旋律电影改革为适合普罗大众的商业电影。以韩三平为首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身先士卒，提出电影的商业化改革战略。中国的商业电影市场正式开启。

     2001~2006年——大片潮流

     踏入新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市场空前繁荣，总票房不断翻倍飙升。内地院线雨后春笋般建立，由于地产泡沫、人民币升值、通胀加剧等诱因，导致内地电影票价几级翻倍，一线城市的电影票价平均70~90元，高于100元的电影票价也比比皆是，看电影成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消费。观众“值回票价”的心态，驱使齐集大牌明星、场面宏大、投资过亿的电影成消费主导，一时间这些巨资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产品，衍生了中国畸形的大片潮流。

     由于大片着力宏大制作，“成本高，明星阵容强”为主要号召力，从而拉高了一线华人影星的身价，但变相削弱了创作和后期制作团队的酬劳，“重包装大于内容”的营销手法开始支配中国电影业。不少内地的大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都蜂拥加入拍摄大片，如《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

     面对大片潮流所主导的电影市场，内地中小成本电影的困难重重，许多制作不能招商引资，初出茅庐的电影工作者很难有机会担当大任。不少电影工作者纷纷寄望能打破这种局面，重整中国电影的质量。可喜的是，2006年，新晋导演宁浩拍摄的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大收旺场，中国电影有了新的尝试。

    2007~2011年——主导市场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于中国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之一；香港电影业也重新找到路向，闯出北上合拍和留守香江的两大路径；台湾电影业也在低迷过后，焕发勃勃生机。一个史无前例的华语电影产业已经形成，并瞩目于全球电影市场。

     走出浮躁的大片潮流，中国的电影人开始以更成熟务实的方式面对迅猛崛起的电影产业，电影类型也不断增加，各式新旧片种被不断激碰尝试。而大制作也重回剧本剧情主导的拍摄方式。不过电影投资却出现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纷纷瞄准大中华市场，拍片量猛然增加至每年超过600部。2010年中国内地票房更突破100亿人民币，形成世界瞩目的电影市场。

     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使得随之成长的电影文化渐渐深入人心；电影创作也受到极大鼓舞。然而，国家广电总局对上映影片的审查依然严厉，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影大多重于娱乐，而怵于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省和批判；而仿照香港的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与否仍然饱受争议。

     由政府主推的具有内地特色的传统主旋律电影，经过商业包装，以商业片的形式出现在市场，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而翻拍旧有题材、经典电影的翻拍潮流也在中国电影中不断发酵。

2010年中国商业电影也取得了极大成功，如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和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分别取得了6亿多人民币的票房，突破了中国电影在本土票房的最好的成绩。还有《赵氏孤儿》、《非诚勿扰2》等电影也都轻松突破亿元票房。

         2011年中国电影票房为20亿美圆，超越英国和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电影市场^[2]。2012年,中国每年出版电影500多部,仅次于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三. 2012年中国电影产量超过500部,居世界第三。

发展现状

2008年共有44部影片出口到6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收入总计超过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其中《功夫之王》取得6.7亿元、《赤壁》1.936亿元、《长江7号》1.497亿元。研究制订了《广播影视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积极协调商务部，对36家重点企业和39个重点项目从信用保险、资金奖励等方面予以支持。继续牵头组织国内影视机构联合参加戛纳国际影视节展，重点加强海外营销和宣传推广力度。2008年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影视节展，出口额已经达到近千万美元。对外交流合作程度不断加深。

          2008年共有270部次影片参加116个国际电影节，其中有39部影片在23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68个奖项。在日本国际电影节期间举办的“2008东京中国电影展”上，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全程观看了中国影片《赤壁》。主办了中国－东盟广播电视高峰论坛，发表了推动中国与东盟广播电视领域更深入广泛合作的《北京声明》。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合作，培训了8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300多名广播影视从业人员。抓住奥运契机，加强了与境外主流媒体的交流合作。

2.主要特点

1、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

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如《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血，总是热的》、《伤逝》、《骆驼祥子》等影片。 2、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象，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等影片对革命领导人进行了多角度的刻画，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

3、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3.导演发展

第一代他们是中国民族电影的拓荒者，他们主要活动在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成就有人主要表现为无声默片，代表人物如：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等。

第二代他们是第一代导演的学生辈，他们主要活动在三四十年代的有声电影时代，他们善于表现表现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深思，创造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新成就。代表人物如：程步高、沈西苓、蔡楚生、史东山、费穆、孙瑜等。

第三代他们与第二代导演是师生关系，他们主要成就应该在五六十年代，代表了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他们的电影有着极强的政治性，表现对新中国的态度，代表人物如：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等。

第四代他们大多数毕业于文革之前的北京电影学院，但是他们的电影生涯是从文革之后开始的，他们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他们的电影有极强的政治型和散文诗化的特点。代表人物如：谢飞、郑洞天、张暖忻、黄蜀芹、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等。

第五代他们是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的本科生。他们的电影事业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是经历过文革对他们的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运用新的电影语言来表达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探索。代表人物如：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等。

第六代一般指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高等院校，接受过正规影视教育的青年导演，其中还有一部分热爱电影的自由职业者。代表导演包括张元、王小帅、娄烨、路学长、司马瑞东、贾樟柯、王一持、李欣、宁浩等。

4.特色

内地特色

中国美术片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风格和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术片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新闻纪录片已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还注意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科教片也有新发展。电影厂在原有的基础上陆续增建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峨嵋电影制片厂、潇湘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福建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深圳影业公司、云南电影制片厂13个主要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和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

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电影资料馆，1989年在该馆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创办《当代电影》和《电影信息报》。电影工业和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还研制成功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1960年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还编辑出版《大众电影》，举办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自1980年起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借鉴外国影片的经验，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

5.电影节及奖项

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海国际电影节(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国际电影节，在中国有很高的重要性。每年6月在中国上海举行。上海国际电影节由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文化广影视集团国际大型活动办公室承办。电影节在1993年首次举办，1994年，获得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承认，每年6月上旬举行，中国唯一的一个A类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名称为“金爵奖”，下设8个奖项，都由来自各国的国际评委评审产生。上海国际电影节共分为4个主要部分，包括竞赛部分金爵奖、国际电影展览放映、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及金爵国际电影论坛暨亚洲新人奖评选。电影节举办至今，已经吸引了世界各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3823部影片的报名， 959部影片展映，累计票房2770万人民币。这是尚没有完全开放的中国电影市场每年度唯一的一次世界影片集萃，因此，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上海及周边城市的观众无疑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电影朝圣，创办至今，已经有150多万人次融入这个中国重要的电影活动中。每年六月期间九天的电影节已然成为上海文化生活一个重要的景观。

长春电影节

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举办的具有国际性的国家级电影节。每两年举办一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吉林省人民政府、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吉林省文化厅、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承办。本届电影节的宗旨是：友谊、交流、发展。电影节组委会将聘请电影界各方面专家组成评委会。本届电影节设下列奖项：1、最佳华语故事片奖（包括合拍故事片）；2、最佳外语故事片奖；3、优秀华语故事片奖；4、优秀外语故事片奖；5、最佳编剧奖；6、最佳导演奖；7、最佳男主角奖；8、最佳女主角奖；9、最佳男配角奖；10、最佳女配角奖；对获奖者，电影节组委会分别颁发金鹿杯、银鹿杯，证书和奖金。

大学生电影节

中国电影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电视台影视部、中国电影报社、北京市电影公司、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影基金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一项大型文化活动。她创建于1993年，是当今中国每年始于春季的第一个电影节。其权威性受到电影界人士普遍认同，被誉为中国电影界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奖。历届有多部获奖影片后来在国内政府奖、金鸡奖、百花奖和东京、柏林、西班牙等国际电影节获得各种奖项。 “大学生电影节”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宗旨，以”大学生办、大学生看、大学生评”为特色，在教育、文化和影视三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电影前辈凌子风、著名导演谢铁骊、谢晋等曾为大学生电影节题词，希望大学生电影节能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大学生电影节”还是中国青年导演初试艺声的舞台，霍建起、张扬、金琛、施润玖等新生代导演曾在这里首次获奖，最佳处女作奖和艺术创新特别奖的设立传达出大学生们对影坛新鲜力量的期待和鼓励。“大学生电影节”不但赢得电影创作者和大学生观众的青睐，还获得国家广电总局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同，在广电部2001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中，赵实部长两次提到”大学生电影节”对我国电影事业及高校文化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大学生电影节日益成为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民间电影活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电视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北京晨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80余家媒体对电影节进行系列报道，电影节闭幕暨颁奖晚会在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制作中心、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欢聚一堂》栏目、北京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多次播出，取得较大反响。“大学生电影节”于每年的4月20日–5月4日之间召开。电影节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设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第九届电影节已在积极进行。她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参赛影片几乎囊括最新优秀国产影片，学生评委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参与人数居国内电影节之最。本届电影节设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观赏效果、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艺术创新特别奖等奖项，在大学生投票推选的基础上，由大学生和青年评论家组成的评委会评定。电影节主会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此外还将在北京20余所著名大学放映参赛影片，观影人次达20余万人次。“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专题影展、专题讨论和专题讲座等众多学术活动，集中学界、业界各路英豪，共同探讨最新热门影视话题。老中青年导演与演员，在新片首映式、参赛片剧组见面会、著名导演专题研讨会等活动中与大学生欢聚一堂。”大学生电影节”不仅是大学生的电影盛会，也是电影人的青春聚会。“大学生电影节”还对大学生自己拍摄的录像作品进行评奖。“大学生录像作品大赛”是国内唯一面向大学生的影视文化赛事。参赛片规模和评奖规模进一步扩大，参赛对象扩展到香港，关注群体成直线上升。

电影金鸡奖

该奖始创于1981年中国农历鸡年。它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参与评选的专业性电影奖。奖杯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同时亦包含着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舞、奋发前进的意义。该奖每年评选一次。

电影百花奖

该奖始创于1962年，1964年停办。1980年恢复举办。它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所属《大众电影》杂志社主办的，经由广大观众投票产生的群众性电影奖。它以百花盛开象征影坛繁荣，鼓舞电影工作者为广大群众创作出更好的影片。该奖每年评选一次。

注：后来，金鸡奖与百花奖合并称金鸡百花奖

电影华表奖

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奖，其奖杯采用的是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造型,每年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对前一年度完成的各片种影片进行评选。华表奖的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始评于1957年。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除1986年与1987年,1989年与1990年合并评奖外，仍为一年一届，1994年开始启用现名。

电影童牛奖

中国电影童牛奖系全国电影四大奖之一，是专为奖励优秀儿童少年影片、表彰取得优秀成绩的儿童少年电影工作者而设立的。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受国家广电部、教育部、文化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委托创办了中国电影童牛奖。其宗旨是团结少年儿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的指导下，不断提高我国儿童少年电影的创作水平，为广大小观众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少年电影，让健康优秀的精神食粮伴随孩子们成长。

电影传媒大奖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是国内唯一将内地和港台电影作品同时纳入视野的电影评选活动,由南方都市报发起，创办于2001年，旨在通过两岸三地电影人的交流，电影的多方面对比，创造一个更开放、活泼、新锐的电影评论环境，全面推动中国电影的创造。

北京国际电影节 创办于2011年，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主竞赛单元为天坛奖。

6.大事记

中国第一部电影是戏曲片京剧《定军山》，内有《请缨》、《舞刀》等片断，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摄制。无声片，长约半小时。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是《难夫难妻》，1913年在上海拍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郑正秋和张石川联合导演。

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是《歌女红牡丹》，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摄制。

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是20世纪30年代由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它在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荣誉奖”。

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1948年拍摄于上海的戏曲片《生死恨》，由华艺影片公司出品。费穆导演，主演梅兰芳，著名摄影师黄绍芬为摄影指导，李生伟任摄影师。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故事片是《桥》，编剧于敏，导演王滨，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6年拍的《祝福》（鲁迅著，夏衍改编，桑弧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是1959年拍的《老兵新传》，编剧李准，导演沈浮，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立体宽银幕故事片是1962年拍的《魔术师的奇遇》，编剧：王炼、陈恭敏、桑弧，导演桑弧，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编剧：徐进、桑弧，导演桑弧、黄沙，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第一部遮幅式宽银幕故事片是1977年拍的《青春》，李云官、王炼，编剧，谢晋导演。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译制片是《团的儿子》，原译名《小英雄》，杨范、陈涓翻译，周彦译制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50年译制。

中国与外国合拍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是1958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公司合摄的《风筝》，导演王家乙、罗歇·比果。

中国第一部获得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的电影是《红高粱》，导演张艺谋。

中国第一部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的电影是《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

中国第一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是《菊豆》，导演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