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描写国民政府治理台湾初期的情形,从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出时代变迁及政权轮替过程中,所造成不可抹灭的冲突,探讨台湾人的处境及身份认同的问题。整个舞台在台北县瑞芳镇(今新北市瑞芳区)金瓜石及九份取景为主,借由那曾经是金都的凄美与惆怅,勾勒出台湾人的悲情似乎不止于城市之中。
上映前,由于剧情涉及到台湾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争议,直接挑战当时尚未完全民主化的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引发起各界人士瞩目。然而,影片先行参加意大利威尼斯影展并荣获最佳影片“金狮奖”的殊荣,成为首部在世界级三大影展内荣获首奖的台湾电影,据信这是影片未遭禁演或删剪的理由。
上映后,触发非常热烈的回响及讨论,除了有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外,也有很多研究的论文题目,更有一些批评及剖析的专书。另外,该片带动起拍摄场景台北县瑞芳镇九份的第二次繁荣,让金瓜石地区成为台湾民众与国外旅行团的游览胜地之一。
奖项
入围
颁奖典礼 | 奖项 | 名字 |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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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奖 | 最佳剧情片 | 提名 | |
最佳原著剧本奖 | 吴念真、朱天文 | 提名 | |
最佳摄影奖 | 陈怀恩 | 提名 | |
最佳剪辑奖 | 廖庆松 | 提名 | |
最佳录音奖 | 杜笃之、杨静安 | 提名 |
获奖
颁奖典礼 | 奖项 | 名字 | 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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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影展 | 最佳影片奖(金狮奖) | 获奖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人道精神特别奖 | 获奖 | |
金马奖 | 最佳导演奖 | 侯孝贤 | 获奖 |
最佳男主角奖 | 陈松勇 | 获奖 | |
香港电影金像奖 | 年度十大华语片 | 获奖 | |
电影旬报(キネマ旬報) | 年度十大外语片 | 获奖 |
逸事
由于《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当时舆论一致看好《悲情城市》进军金马奖的成绩。其结果却是大失所望,使得侯孝贤在颁奖典礼后大骂“金马奖一向就是分配的嘛,很烂”,并将他和金马奖的关系直接比喻为“它恨我,我恨它”。该年度曾举行国际竞赛,邀请国际各影展负责人参与,他们及关锦鹏等人皆对《悲情城市》未获最佳影片一事感到失望与不解。台湾独立运动支持者批评,该届金马奖评审具有中国国民党背景是该片不获欣赏的原因之一。然而,侯孝贤自2009年起仍担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在他任内,金马奖产生极大的公信力。
侯孝贤曾在受访时表示,《悲情城市》本来的计划背景是1949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逃难潮,周润发饰演上海帮派份子,来台湾追讨一笔被黑吃黑的货物,遇上由杨丽花饰演的基隆酒家大姐头阿雪;侯孝贤在设定阿雪身世时,往上编写出阿雪的父执辈故事,结果就成了后来的影片内容。
2009年7月16日,曾任百万人民倒扁运动总部副发言人的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庄严说:“想起电影《悲情城市》‘可怜的台湾人,生作就是乎千人骑、万人干’及‘对统治者而言,台湾就是一间公司’的两段对白,唏嘘之余,我真的很难体会:侯孝贤、朱天文这些被归类为‘泛蓝统派’的文化创意人,为何能如此精准地诠释台湾人的悲愤?”
扩展阅读: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于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发生的事件。事件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与攻击官署,当地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攻击,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逮捕与镇压杀害台湾民众,造成台湾与外省籍民众伤亡,然而伤亡数字众说纷纭,由数百人至数万人不等。
1945年,国民政府接替日本开始统治台湾,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骄纵专横。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况、普及教育、法治观念、卫生条件、生活习惯等缺乏了解,导致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深感失望。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军人毫无军纪可言,例如乘车、用餐不付款、低价强购、赊借不认账,乃至有偷窃、抢劫、恐吓、诈欺、调戏妇女、强奸、开枪杀人等非法情事发生,与台湾日治时期日籍军政人员的军纪严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强烈对比,也使得台湾人民愈来愈敌视国民党与长官公署,反而感到日治时期下的台湾比较良善。
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错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官员贪污腐败。在经济方面,政府一手垄断并管制物资买卖、滥印钞票,并掏空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支援国共内战,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大量民众失业,台湾经济因而巨幅倒退,终至民不聊生。由于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加上掌握资源控制权的人士对台湾人民的种种歧视与打压,使得台湾人民深受其害,因而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庞大民怨能量总爆发。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天马茶房前查缉私烟,因不当使用公权力造成民众一死一伤,成为事件导火线。隔天民众前往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但遭公署卫兵开枪扫射,使原先的请愿运动转变成为反抗政府行动,台湾在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后,至3月6日已蔓延到除了澎湖外的全台湾,外省人受波及遭台籍民众攻击伤亡,依警总公布〈二二八事变各县市外省同胞死伤之统计表〉造成外省人死亡52人,受伤1364人,失踪10人,而依警总1947年5月26日记者会公布的外省人死伤人数有1958人。事件期间的各地组织民兵进行武装抗争,尤以台湾共产党谢雪红领军的二七部队最有规模,虽然地方仕绅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协商谈判后,各地冲突稍缓,但陈仪仍请求蒋介石自中国大陆调派军队增援。增援军队于3月8日起陆续抵达台湾,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随后更实施清乡。二二八事件造成造成台湾与外省籍民众伤亡,根据行政院的公布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总计死亡人数有18,000人至28,000人左右。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与台湾独立运动无关,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但是陈仪于3月2日向中央政府请兵,发加急电报“祈即派大军,以平怨气”。蒋介石虽电令陈仪“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且派国防部长白崇禧宣示中央政府的“禁止军警滥杀无辜”宽大怀柔政策,在台湾所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宣字第1号”就是制止军队和警察滥捕滥杀无辜,强调在押人犯必须依法经过公开审判,“参与此事变有关之人员,除煽动暴动之共产党外,一概从宽免究”。但陈仪的阳奉阴违,造成台湾民众的惨烈,使台湾人的祖国梦碎,二二八事件也因此成为后来台湾独立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现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后台湾紧接着实施长达38年的戒严,至少数万名民众在白色恐怖时期死亡、失踪、监禁;二二八事件数十年来成为禁忌的话题,成为后来族群对立冲突的原因。历经国民党政府四十年的严密封锁与噤声,在党外人士对党国体制的持续冲撞下,二二八事件在1980年代后期的台湾已经逐渐可以公开讨论,而不必担心因为触犯禁忌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政府和学术单位也对事件进行大量研究。1995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公开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道歉,各地陆续为受难者建立纪念碑与纪念园区,政府还将2月28日订定为和平纪念日,并对受难者家属予以赔偿和恢复名誉。